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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国的扩张

公元前711年,即鲁桓公二年是多事之秋:宋国的华父督杀死了大司马孔父嘉和宋殇公;鲁桓公因为杞国来朝见时不恭敬,就发兵攻打;山西的晋国,其内讧正到了紧要关头……这些血淋淋的事件都不是小变故,然而在这个乱糟糟的年代,这些也还不足以令人震惊。真正至关重要的是,这一年,楚国这个名字,第一次在《左传》中出现。

只有一句话:

蔡侯、郑伯会于邓,始惧楚也。

蔡、郑两国的国君在邓地会晤,第一次感到对楚国的恐惧。

邓是蔡国的地名,当时蔡国的疆域,大约即今天的河南省上蔡县。也就是说,楚国的势力已经冲出了南阳盆地,注定将把整个中原,笼罩在恐怖之中。

据说,楚人的祖先世代做祝融之官,即掌管火焰的人。甚至于有人认为,所谓鬻熊,就是祝融的演变(这两个字古代读音相近或可相通,《大戴礼记·帝系》中,鬻熊就写作鬻融)。

火焰的热情,我们至今还可以从流传下来的楚人的诗歌和造型艺术中体会得到;而关于火的毁灭力量,每一个曾在战场上面对汹涌而至的楚军的人,则都会有惨痛的记忆。

桓公二年第一次在《左传》中出现之后,接下来就是大量关于楚军北上征伐的记录。《左传》的作者像一个优秀的随军记者,勾勒了战局大势,也报道了许多八卦花边。但不论是国是逸闻,所有这些记录都使人强烈的感受到,当时楚国的扩张,并非出于一两个君王的野心,而是整个族群的热望。

鲁桓公十一年(公元前701年),一支楚军面临了突然袭击。军队的统帅屈瑕对此表示担忧,而另一位楚将斗廉则提议抢先发动攻击。

屈瑕有些犹豫:“盍请济师于王?”何不向王请求增兵呢?增兵是一方面,这显然也有这样的军事行动要首先请示一下的意思。

斗廉表示:“师克在和,不在众。”关键在于军队团结一心,没有增兵的必要。

屈瑕又说:“卜之?”占卜一下此战的胜负罢?

斗廉说:“卜以决疑,不疑何卜?” 没有信心才需要占卜,此战必胜,还占卜干什么呢?

于是出兵,大败来犯之敌。

这个事例很能体现楚国将军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”的精神,以及对待战争的理性态度。

鲁庄公四年(公元前690年),楚武王发明了一种阵法,并采用了中原的新型武器,准备再次征伐随国。

在汉水的东北岸,分布着一系列小国,以姬姓国家为主,因此被称为“汉阳诸姬”,其中又以随国最为强大。之前,楚武王已经两度伐随,但并没有太大的战果。[1]

楚武王杀死兄长后才夺得了国君之位,也就是说即位时应该已经成年。此时他已经在位五十一年,换句话说,应该已经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。

出兵前在太庙斋戒,楚武王告诉自己的妻子:“余心荡。”

他的夫人立刻做出判断,国君将不久于人世。但是这个坚强的妇人同时又说:“若师徒无亏,王薨于行,国之福也。” 如果出兵没有失利,那么君王死在行伍之中,也是国家的福分。

果然,楚武王在军中去世。——据说,他去世之处因此得名武陵(今钟祥县),也就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所在的地方。

他的将军们秘不发丧,继续前进。以楚王的名义进入了随国,最终使随屈服。

楚国的继任者文王,将国都由迁到了郢(湖北江陵县城北五公里)。这里位于江汉平原的中心,更方便向周边开拓征服。

楚文王即位之后,一段时间内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取,但庄公十九年(公元前675年),原来归附楚国的巴人突然叛变,却让仓促应战的楚军遭遇了失败。

楚文王败回了郢都,却发现城门紧闭,大阍(主管城门的官员)鬻拳拒绝放他进城。

这位鬻拳(从这个姓看,他应该是鬻熊之后,楚的王族),楚文王当然印象深刻,当年因为自己与他意见不合,他以武器胁迫自己接受他主张。这之后鬻拳就自我检讨说:“吾惧君以兵,罪莫大焉。”于是砍断了自己的脚,这才成为国都的大阍,——当时的传统,是用刖人守门。

楚文王知道,跟这个固执的贵族多说无益,于是掉转车马,又去讨伐黄国,取得胜利后,才为自己赢得了归国的门票。——但文王仍然没有能够回到郢都,和父亲一样,他也在军旅中病逝。楚文王的葬礼上,鬻拳在墓道中自杀,仍然为国君看守大门。

楚文王的夫人极其美貌,所以文王去世之后,这位文夫人就成了楚国大贵族追求的对象。庄公二十八年(公元前666年):

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,为馆于其宫侧,而振万焉。

楚国的令尹,楚文王的弟弟公子元想追求这位文夫人,就在她的宫殿之侧住下来,带着一批人,大跳万舞。

这是个小叔子追求嫂子的故事,而文夫人是太后的身份,令尹这个官,在楚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,大致相当于后世的国家总理,所以又是总理大臣追求太后的故事。——可真是八卦的好题目。

把追女人定性为“蛊”(旧注认为是“惑以淫事”),这个字眼也可谓传神达意。而追女人的手段,是开舞会搞派对,更使人感慨,真是天不变道亦不变。

结果这位文夫人听到歌舞声,反而哭了起来,她说:

“先君以是舞也,习戎备也。今令尹不寻诸仇雠,而于未亡人之侧,不亦异乎?”

我们先王在世的时候,也经常带着大家跳万舞。因为跳万舞的性质是“习戎备”,就是军事训练。可是现在,咱们这位令尹,不去找楚国的仇人报仇,却跑到我这个寡妇这里来跳万舞,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是么?

公子元听了很惭愧,这一年秋天,“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”。

附:楚武王伐随

楚武王三度进攻随国,《左传》都有相当详细的记录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的记录,时间节点与《左传》完全吻合,但具体的内容则截然不同,显然,司马迁有另外的史料来源。

鲁桓公六年(公元前706年),武王第一次伐随。《左传》里的这段记录,算得是散文名篇。因为楚国方面,由斗伯比发表了一番议论,说我们应该放松对随国的进攻,相反提高随国的地位。这样,随国就会抛弃汉水以东的同盟国家而妄自尊大,这样同盟就会解体,然后我们就可以寻机下手了。这是讲了老子的“将欲取之必先与之”的道理。

随国方面,则有一位叫季梁的大夫,大谈了一番治国的道理,尤其是提出,民心比神意更加重要。有名言曰:“夫民,神之主也,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。”

但就事论事的说,这一次征伐并没有什么成果,只是签订了一个和平协议,之后“随侯惧而修政,楚不敢伐”。

这两段书生们看来很高明的议论,《史记》统统没有。《楚世家》关注的是:这次征服之后,随国向天子汇报了楚国“请王室尊吾号”的要求。甘愿替楚国转达这样非礼的要求,实际上说明随国已经屈服,这个协议绝非平等条约。

鲁桓公八年(公元前704年),楚武王再次伐随。随国那位贤德的季梁大夫又出现了,并提出了正确的战术方针,但没有被随国国君接受。于是随国大败,包括国君的戎车都成了楚国的战利品。

《史记》里则没有对战争的具体描写,只说这一年楚国得知了自己称王的要求被天子拒绝,所以这次征伐似乎是对随国办事不力的惩罚。重点中重点是,楚国国君熊通是从此开始自称为楚武王的。

鲁庄公四年(公元前690年),楚武王第三次伐随,《史记》又没有那段夫妻间的那段动人对话,但却交待了这次伐随的原因:因为尊楚为王,倒霉的随便被周天子叫过去数落,而这件事又让楚国认为随国背叛了自己,所以发兵讨伐。

也就是说,《左传》中随国是楚的劲敌,楚国用尽了计谋和武力,才将之征服。而《史记》里,随国只是一个夹在楚国和周天子之间的可怜虫,楚国之所以不灭随,只是留着他作为缓冲和中介,让他去和天子或诸夏对话,比自己出面更方便而已,后两次征伐,其实已经不是收拾敌人,而是教训小弟。

讨论春秋的历史,学者们通常是重视《左传》胜过《史记》的,但这件事上,我更倾向《史记》一点。

《左传》中那些滔滔不绝的议论或富于感染力的文学描写,更像作者借机发表自己的观点或展示才华。就事件本身而言,他的记述却显得缺乏因果,而《史记》却把三次征伐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介绍得非常清晰。——《楚世家》的春秋部分,文风质古,叙事简明,不但和《左传》的风格不同,和《楚世家》自己的后半截(大量采用《战国策》)比,更不像是出自一人之手。看来司马迁写这部分内容的时候,有一个很缺乏文学情趣的信息源。

《春秋》的原则,是“非礼不书”,不合于礼就不写。《左传》会补充一些非礼的事情,但楚国称王这件事实在太过分,在《左传》中也就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了,《左传》只是按照周礼,坚定不移的称楚熊通和他的继任者为楚子而已。——从这点上说,把左传的作者比作记者又多了一个理由,他写什么,要通过“把关人”的审核。

这里我更倾向《史记》还有一个原因:实际上是《史记》中的楚随关系更容易和《左传》的后文衔接。

“楚国和随国关系在春秋中期以前,互相征伐,战争不已,而春秋中期以后到战国初年,忽然变得十分友好,几乎到了同呼吸共命运的程度。”[2]这个转变何以发生?很难给以合理的解释。但如果接受《史记》的叙事,这个问题就无需费心了: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“转变”,早在春秋初,随国就已经是楚国的仆从国,到春秋中期,被调教得更加服帖了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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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 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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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咕噜网  2016-02-18 12:14:29 回复
    楚武王嫌自已爵位低,想让周室封个侯、伯一类的爵位验他。没想到周王不干,熊通这才生气,干脆称王。根据白著《中国通史》说法,周代一般畿内诸侯称"伯",而畿外诸侯称"侯",只有宋、杞、虢这几个是"公",而作为王朝大臣都称"公",但此公非彼公。